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布联合公告，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的新篇章由此掀开。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中美两国从敌对走向关系正常化直至建交的历程时，不难发现有一些特殊的地点、特殊的人物和故事点缀在这段历史中。

民族文化宫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北侧，建于1959年9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首都北京建造的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曾被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列为“新中国第一宫”。民族文化宫下设展览馆、博物馆、宾馆、大剧院等机构和设施，集文化交流、餐饮、娱乐、办公于一体，整个建筑造型别致、富丽、宏伟、壮观，具有独特的中国民族风格。也许正是因为民族文化宫的这些特点，它才有机会在中美交流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一个星期打造的“世界新闻中心”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途经巴基斯坦秘密抵华访问。16日，一则由中美同时公布的《公告》声明：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晤。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寥寥数语的《公告》震惊了世界。随后的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成为上世纪最重大的外交事件之一。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记者处副处长的江承宗曾参与美国和其他国家记者来华采访的接待工作，据他回忆，美方开始要求来1000人，因当时中方还不具备接待这么多记者的能力，与美方几经协商后，最后中方提出可以接待500人的记者团。民族饭店是当年北京3个可以接待外宾的饭店之一，就被专门腾出来，用以接待美国记者团，而其他外国记者则住在新侨饭店。

协商完成后，中方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退休前任民族歌舞团副团长的杨志德当年就在民族文化宫工作，亲历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民族文化宫的安全保卫工作。30年后的今天，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位76岁的老人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据杨志德回忆，在尼克松访华前的一个星期，他接到上级通知，说有“重要任务”，要在西厅布置一个临时的会议中心。时值“文革”期间，民族文化宫的大部分职工都被下放到干校劳动，留在民族文化宫里的只有十几个警卫人员和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杨志德当时就负责警卫排的工作，一个星期的时间非常紧促，不但要打扫卫生、布置好桌椅，并且要在西厅两侧安装十几部直通国外的电话机。

杨志德说，参与尼克松访华报道的美国记者十分辛苦，也十分敬业。新闻中心是24小时开放的，不论白天黑夜，中心里总是坐满了忙碌打稿的记者，有的记者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民族文化宫还特地把舞厅的小舞台改成24小时提供饮料、茶点的供应处，以方便辛勤工作的记者们。中美会谈的情况和访问的花絮，伴随着每天两次的新闻“吹风会”，从民族文化宫传往世界各地。

美国总统的出访总是伴随着强大的报道阵容，于是电视转播就成为美国总统第一次中国之行的必备节目。在上世纪70年代初，商业卫星通信仅有10年的历史，全球只有几个发达国家拥有，中国还是空白。如果没有卫星，就无法转播电视信号，也就无法满足新闻传播的需求。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美双方商定：为了坚持中方主权，由中方购买一座美国的卫星地面站，再租给美方使用，建站和租站所需的费用大致相抵。中方在北京东郊机场旁划出一片地，突击建造了几幢小平房，将美方提供的卫星地面站及附属设备由邮电部会同中央电视台的技术人员和翻译协助美方进行了安装。

由于有了电视实况转播，新闻传播的功效被大大强化了。正如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指出的那样，“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电视证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现实和中国的雄伟壮丽，这是多少外交照会都无法证实的。”

据杨志德回忆，当时美国还空运来两台大型的电视转播车，其中一台就停靠在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中间，民族文化宫的警卫人员24小时负责看守电视转播车。杨志德有次偶然上车，看到车内空间非常大，很多工作人员在忙碌着，好多设备也都是他从未见过的。

“费城之声”奏响中美友好的前奏

如同尼克松访华给世界带来的震惊一样，费城交响乐团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也在世界乐坛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1973年，作为第一个美国赴华文化演出团体，费城交响乐团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了“费城之声”音乐会的首演。这次“破冰之旅”，不但向中国人民展示了西方艺术家们卓越的艺术才华和音乐的无穷魅力，并且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访问中国前，费城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世界著名指挥家尤金·奥曼迪曾于1971年写信给尼克松，希望费城交响乐团能够到中国访问演出。在尼克松的支持下，经过中美两国政府间长达两年时间的接洽、商议和安排，费城交响乐团终于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成为第一个到新中国演出的世界著名交响乐团。

作为这段历史见证人之一的钢琴大师刘诗昆表示：“那时，中美两国间尚处于相互对立、几无来往之状态，费城交响乐团又是美国最顶尖、最有影响力的交响乐团之一，它在那个年月来华，远非一般文化交流，而是中、美两国最高层互下的一着旨在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和外交走棋，因此，我国对它的来访极为重视。当时，经中央决定，特指定在美国乐坛有一定影响的我，专为费城乐团表演，并破例弹奏当时尚禁弹的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和我自己改编创作的《白毛女即兴曲》。那天，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当我为费城乐团成功演奏完最后一曲《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时，该团指挥、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奥曼迪情不自禁地率先站起，带领全团百名乐手起立为我长时间鼓掌，场面动人。”

事实上，可以想见30年前的中国观众在面对西方文化时的态度。音乐会在北京开场时，到场观众都经过严格筛选，至少政治上符合标准。东方文化的内敛含蓄，加上“文革”期间对西方文化的敌视态度，使得即使是真正的乐迷也表现得十分克制，他们在每曲结束时很有礼貌地鼓掌，但没有乐团所熟悉的西方观众常有的狂热的挥舞手臂和起立欢呼。一曲终了，担任乐团音乐总监长达44年的奥曼迪回到后台后闷闷不乐，“他们不喜欢我的音乐。”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当媒体以《中美友谊长存》这样的标题大幅报道后，乐团移师上海时，观众心中的疑虑已被全部打消。他们对演出做出了应有的正常反应，热烈的气氛也让乐团成员们如释重负。

曾与费城交响乐团举行过联谊的原中央乐团音乐家们也记得当时的情景。巴松演奏家刘奇说，当时演出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也是奥曼迪指挥他们排练的，那是他们第一次面对世界上有名的指挥大师，排练过后他一直鼓励说：“你们很年轻，有朝气。”而后中央乐团赠送给费城交响乐团一面大锣，当场奏响时震得两个乐团艺术家都拍手叫好。

费城交响乐团的中国之行，成功地完成了包括北京4场和上海两场音乐会的中国巡演。乐团为中国巡演准备了3套音乐会曲目共10多个中外交响音乐作品，中国钢琴家殷承宗在《黄河》中担任了钢琴独奏。

费城交响乐团打开一扇关闭了25年的门。回国后，费城交响乐团的乐手们发邮件、乐谱和杂志给北京的同行。而中国同行则向费城交响乐团赠送了铜锣、打击乐器、唱片、乐谱等作为纪念品，正是这些纪念品，为日后中西方许多艺术家广泛交流创造了条件。

当年随团赴华采访的5名美国记者之一，《费城问询报》前乐评人韦博斯特(DanielWebster)在为纪念费城交响乐团访华35周年撰写的文章中说：“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并没有涉及外交协议，但她对20世纪的文化史最大的贡献恰恰是外交方面。35年前的9月，她成为让中国对西方敞开大门的敲门砖，也因此走上了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