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于1992年、1999年、2005年召开了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我国的民族工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族工作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民族工作回到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与此同时，国外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兴起，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利用一些国家在民族政策上的错误和在民族工作上的失误，极力煽动起民族分裂主义的浪潮。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民族分裂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国家民委原副主任赵延年说，“如何在国际国内形势变动的形势下，保持住我国民族事业发展的良好势头，总结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稳住我们自己的阵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又赋予其新鲜的时代内容，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形势，国家民委党组研究决定，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民族工作会议，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批示同意这个建议，并把会议的名称定为“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为摸清情况，解决我国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按照中央指示，国家民委在1991年的大半年时间里，与国务院19部委就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情况及《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多次专门商谈，形成了12条政策。这些政策后来集中反映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赵延年说：“这实际上为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思想上、理论上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1992年1月14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召开的首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我国民族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学地总结了做好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研究分析了当前民族工作的形势，深刻地阐述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确定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讲话中阐述了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总政策和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各地区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再一次强调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

天安门城楼，载歌载舞，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本报记者 王彦龙 摄

赵延年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召开，开了通过中央会议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先河，对我国民族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认为，江泽民的报告高屋建瓴，对民族问题有很多新的概括。比如在“民族问题”的内涵上，过去我们强调民族问题是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大会的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这就极大地丰富了对民族问题内涵的认识。在认识民族问题视角上，要求把我国民族问题放在历史和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并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把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提到了新的高度。此外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江泽民同志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党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要求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的教育。大会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民族工作者的发展和团结的关系问题。在统筹发展的大局上，提出协调发展，不但民族地区要加快自身发展，还要与东部地区协调发展。

“这次大会开得很好、规格很高。大家在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省随后都召开了民族工作会议，主要负责同志都作了讲话和部署。” 赵延年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民族工作大大加强，民族地区发展加快了速度。”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民族地区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1992年开始实行沿边开放战略，确立13个对外开放城市和241个一类开放口岸，设立14个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其中绝大多数在民族自治地方。到1993年，经过多年的对外开放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