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民族到现代民族的过程中，“王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换期。可以说，这是古代民族过渡为现代民族的关键阶段，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的孕育与普及，使只讲臣服和服从的古代臣民转变为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现代公民，使王权上升为国家，最终使古代的“自发民族”转换成为现代的“自觉民族”。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转换并不意味着从无到有。无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民族，它们都属于民族的范畴，在本质上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使古代的“自发民族”上升为“自觉民族”的关键在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中心而形成的“民族市场”，使民族的各个成员之间具有了共同的利益格局和利害关系；现代印刷和现代教育的发展，使民族成员内部实现“信息”畅通，形成有效的“意识”纽带；民族主义的系统化和意识形态化，加上无孔不入的现代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所有这些都使现代民族既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又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

民族从“自发”到“自觉”的转换以及相互间的差异，对它们的政治属性也产生了影响。在古代，由于整个民族的存在都处于一种相对“自发”的状态，其表现首先不太明显和突出，其次又往往通过其他的“媒介”，如家族、君主等体现出来；而在现代，随着民族由“自发”步入“自觉”，民族的政治属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和直接。它不再需要其它的“媒介”，而成为全体民族直接的要求和行动，进而引发为全民性的政治运动。民族由“潜民族”发展为“显民族”。

事实上，“自觉性”在现代民族身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史密斯曾从5个方面论述了现代民族的这一自觉性 ：

首先，这种自觉堪称是“大众自觉”，即囊括了民族的所有成员。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同时也由于妇女解放的伟大进程，以及国家公民权的全民性，民族自觉的大众性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这意味着“大众民族的公民一般来说比前现代族裔或城邦等政治上活跃的成员多得多”。

其次，这是一种“规范化的自觉”。一方面随着国家对意识形态控制力的增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阐释越来越趋于规范，使民族成为规范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现行的国家体制涵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民族成员的意识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纳入到“规范”的轨道，从而使民族成为“法律—政治共同体”。

再次，这是自觉的意识形态化，即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是当代最具影响的思想潮流之一，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扮演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民族成员和民族国家自觉的意识形态。

第四，“统一”化的自觉成为得到国际合法性的“唯一说明”。当代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及其固有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多样性”，“保证了民族国家既是政府又是国家间关系的标准，保证了大众统一是政治权力理论上合法性的惟一说明”。

最后，“区域性”是民族自决的基本载体。一方面，这种区域性成为现代民族自觉的现实基础和依据，另一方面也成为民族自觉的物化了的表现形式。

经过了从“自发民族”到“自觉民族”的转变之后，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各种政治身份的集大成者。然而，这种“大一统”中所包含和体现的现代政治身份，却走向了绝对化，其中包含着极大的隐患，特别是在族裔问题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局限性，为其后悲剧的上演埋下了伏笔。